雄心之上，孙权：乱世枭雄的守成与开拓

 

孙权的雄心，始于一场临危受命的坚守。十八岁那年，兄长孙策遇刺身亡，留下一句“举江东之众，决机两阵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”的遗言，将江东基业交到了他的手中。彼时的江东，虽有父兄奠定的基础，却仍“深险之地，犹未尽从，流寓之士，皆以安危去就为意”，内有不稳，外有强敌，年轻的孙权面临的是一副岌岌可危的烂摊子。但他没有退缩，与生俱来的帝王气度与早年间随兄征战的历练，让他迅速稳住阵脚。他重用张昭、周瑜等旧臣，礼贤下士，安抚百姓，短短数年便巩固了江东的统治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“保江东”的初心，也悄然埋下了“争天下”的雄心种子。

用人之道，藏着孙权最顶级的雄心格局。乱世之争，归根结底是人才之争，孙权深谙此道，其识人、用人、容人的能力，甚至被王夫之评价为“过于刘备”。他对待周瑜如兄长，即便曹操派蒋干游说离间，也始终坚信周瑜的忠诚，而周瑜也以赤壁之战的大胜回报这份信任；他“纳鲁肃于凡品，拔吕蒙于行阵”，不看出身与资历，只论才华与担当。鲁肃初见孙权时，便提出“竞长江所极，据而有之”的战略构想，孙权虽表面谦逊，内心却早已将这份蓝图纳入自己的雄心版图；而吕蒙，从最初“果敢有胆”的武将，在孙权“卿今当涂掌事，不可不学”的劝勉下，潜心读书，终成“学识开益，筹略奇至”的帅才，白衣渡江袭取荆州，成为东吴扩张的关键一步。

 

孙权的雄心，从来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，而是审时度势的智慧。赤壁之战前，曹操率八十万大军南下，威逼江东，群臣皆惧，主张投降，唯有鲁肃、周瑜力主抗曹。孙权在关键时刻，摒弃众议，抚周瑜之背言“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”，果断决策联刘抗曹，以五万兵力大破曹军，不仅保住了江东基业，更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这场胜利，不是侥幸，而是孙权雄心与智慧的完美契合——他既有着“与天下争衡”的勇气，也有着“不逞匹夫之勇”的沉稳。此后，他虽与刘备有荆州之争，与曹操有边境拉锯，却始终坚守“据长江而守，伺机而进”的战略，不贪一时之利，不恋一时之功，最终在四十二岁时称吴王，四十八岁时称帝，建立东吴政权，实现了从“保江东”到“建帝业”的雄心跨越。

 

诚然，晚年的孙权也有过失，废立太子引发“二宫之变”，诛杀大臣、迷信鬼神，留下了历史的遗憾。但纵观其一生，从十八岁临危受命，到七十一岁寿终正寝，他以江东一隅之地，抗衡曹魏、蜀汉两大强国，执政五十三年，成为汉末三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。曹操曾叹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，辛弃疾曾悲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孙仲谋处”，这些评价，皆是对孙权雄心与功业的最佳佐证。

孙权的雄心，不在于锋芒毕露的争霸，而在于守成中的开拓，在于困境中的坚守，在于用人中的格局。他没有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强势，没有刘备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，却以最务实的姿态，在乱世中守住了一方百姓，开创了东吴的百年基业。所谓雄心之上，或许不是非要问鼎天下，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能守住初心、集聚力量、步步为营，活成自己时代的英雄。孙权，便是如此。